“姐，你也来了？”——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清晨，天安门广场的队伍在微雨中缓缓前行。李讷撑着一把深色雨伞，突然看见几米之外的李敏，声音有些发颤。人群里没有人开口议论，只听得到细碎的脚步声和偶尔的啜泣。李敏抬头，湿润的目光与妹妹对上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点点头，随后把伞向妹妹那边挪了挪，两个人就这样在漫长的队伍里并肩站着。
北平的初夏，谁也料不到会在二十七年后化作这一幕离别。四九年五月，西苑机场刚刚收过尘土，十岁的李敏跟着贺怡下了飞机，远远看见父亲举着手臂站在柳树下。李敏记得他那一声“娇娃”，记得被抱起时的温度。毛主席那天嘱咐她：你比讷娃大，要多照顾妹妹。这句话，被她放在心里这么多年，甚至在今天排队的间隙，仍不自觉地回响。
李讷对当年的画面没有印象，她出生时父亲已过知命之年，更多记忆停留在中南海的小院。夜深灯亮，父亲批阅文件累了，就招手让她坐腿上，或给她读《岳阳楼记》。那时李讷觉得自己拥有全世界，因为走廊那盏灯永远为她开着。李敏却常常在一旁替妹妹端茶，心里既羡又暖，她知道自己在延安保育院练出的独立，是父亲希望她拥有的本事。
搬进中南海后，姐妹俩真正成了父亲的“松弛剂”。一九五〇年的某个夜晚，叶子龙悄悄把任务塞给她们：八点，把主席骗到春藕斋跳舞。两个小姑娘对视一笑，先拖着父亲去南海边散步，再不动声色把皮鞋递过去。舞场灯一亮，毛主席的舞步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笑声交织起来，孩子们围着转圈，高兴得直叫。谁能想到，这样轻松的夜晚后来竟越来越少。
日子也并非只有暖色。五一年夏，姐妹俩为“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”争得面红耳赤。父亲听完，呵呵一笑：“坏也是中国人，外国人想要他，我们还不给呢。”一句话化解了争执，却让她们第一次感到政治判断的重量。
六二年李敏怀孕，李讷隔三差五跑去菊香书屋探望。那次父亲抱外孙，忍不住弯腰细看，须发花白，却满脸慈祥。李讷悄声说：“爸爸笑得像个老小孩。”李敏点头，眼底全是柔软。
六三年，李敏举家搬出中南海。父亲忙得抽不开身，常托李讷带话、送书。李讷到兵马司街一看，姐姐做化学实验，裤腿被硫酸烫出洞，她心疼，却也佩服那股认真劲儿。
转折来得猝不及防。七一年，李讷去五七干校锻炼并草草成婚；一年后离婚消息传到北京，毛主席沉默良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讷娃的婚事太草率了。”眼圈瞬间红了。李讷不敢回京，直到七四年父亲病重才飞奔中南海。那天，毛主席摸着女儿的脸问：“为什么这么久不回来看爸爸？”李讷低头：“离了婚，怕让您失望。”父亲把手放在她肩上：“苦我懂，这回别走了。”
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毛主席八十二岁生日。客厅久违地热闹，李敏抱着孩子，李讷端茶添水。毛主席靠在椅子上，叫一声“娇娃”，又唤一声“讷娃”。那声音今天想起来，依旧清晰。
九月九日凌晨，电话铃响，李敏被中央办公厅接进中南海。床榻上的父亲再没有呼吸，白单覆盖到胸口。她失声喊“爸爸”，手却摸到一丝冰凉。哭声里，她仍记得把妹妹的那份思念一起喊出来。守灵申请被婉拒，她便与普通群众排队，每天凌晨三点到长安街，慢慢走进灵堂。
排队的第三天，她在人潮里撞见了李讷。一把伞，两双手，什么话都堵在喉咙。到了灵堂，姐妹俩先后向遗体深鞠躬，转身时对视，泪水自然落下。李敏轻握妹妹的手，悄声说：“爸爸一直让我们好好照顾彼此。”李讷抬起头，红着眼圈点了点头。
此后很多年，每到九月九日或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李敏、李讷和毛岸青总会一同到毛主席纪念堂。排队的人越来越年轻，帽檐下的神情却与当年一样庄重。工作人员偶尔认出她们，想说点什么，又都放低了声音——那毕竟是女儿们自己的私语时刻。
进入新世纪，姐妹俩都头发斑白。一二年一次座谈结束，李讷拖着李敏的手往外走，低声感慨：“姐，小时候父亲让你照顾我，现在好像换我扶你了。”李敏笑着摆手：“照顾还得相互。”两人说着笑着，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台阶，只见长安街车流滚滚，灯火映在她们的侧脸，岁月并未抹去那份姐妹情深。
对许多人而言，毛主席是一段时代记忆；对李敏和李讷而言，那首先是慈父、是家人。排队的雨夜，如今早已远去，可那把伞，那一声“姐，你也来了”，依旧停留在很多见证者心里。只要姐妹俩仍会在特定的日子出现，广东紫荆或北京香山的秋色，总像被悄悄点燃——光阴无法带走的，是血脉相连的牵挂，也是那位父亲生前最后的期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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